奥巴马八年外交的得与失

2019-09-16 18:47 来源:未知

维持美国主导的旧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增加中等地区强国和中国崛起的成本,这是奥巴马总统过去8年来外交层面值得观察思考的好教材。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其作为守成大国对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维护,遭遇了全球化多力量中心和多边主义的博弈。“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等中俄主导的包容性地缘经济规划,欧盟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跨大西洋传统关系的疲惫,均表明美国独步天下和说服盟友的能力相对削弱。美国战略东移客观上再次疏远欧洲盟友,亚投行接纳大部分西欧经济体、奥巴马任内TTIP谈判彻底搁浅等,都是标志性案例。

有着平民情怀和中产阶级三观的黑人总统奥巴马值得格外注意。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危难之时接手一个相对衰落的帝国,随后借力打力,开展美国政界和学界所谓的“巧实力”外交。美国外交传统存在两个特点:一个是兑现大选承诺,与上一任拧着来;另一个是如果上一任很强硬,下一任就相对温和。而奥巴马在8年前上任伊始就试图告别小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备受争议的单边主义,属于一位“战略收缩型”总统。正因如此,有人称奥巴马是和平主义者,虽然他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陷入两难。

新官上任三把火,奥巴马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账和解套。他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个承诺看似操作起来容易还能讨好冷战期间得罪了的拉美左翼,但因国会共和党控制预算等原因未能实现。不过奥巴马兑现了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大选诺言,结束了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和孤立。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约束其核能力,防止中东发生核军备竞赛并危及盟友以色列的生存。但他也因此得罪了美国中东外交的两个支点,即沙特和以色列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因为此时沙特与伊朗正为争夺地区主导权而在也门等地开展血腥的代理人战争,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更是自不必言。奥巴马的第三把火是逐步从阿富汗撤军,只留下几千多美军执行特种作战、协助阿富汗政府培训安全部队等任务。

奥巴马8年来的外交贯穿着三条主线:即中东、欧洲和亚太。美国在中东这块传统领地上的战略收缩,尤其体现了美国外交的“奥巴马主义”。部分解除对伊朗制裁,在巴沙尔政权被控率先使用化武后仍拒绝使用武力,这些不仅让传统盟友沙特恼羞成怒,更让普京借叙利亚问题以攻为守,摆脱克里米亚事件后的外交被动。奥巴马一直在反思“9·11”后单边主义和武装干涉的政治后果,但仍面临众叛亲离的窘境。除了怒气冲冲的沙特离心离德,北约盟友土耳其在打击IS方面三心二意并在未遂政变后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埃及塞西政府上台被奥巴马斥为对民主的践踏,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这三大伊斯兰国家地缘战略支点相继发生动摇。这还没有算上中俄的战略反弹,中俄两国已多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为美欧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划红线。

2014年5月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集中表达了其“后排指挥”的和平主义思想。他说,美军拥有最好的铁锤不意味着它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钉子,这算是“奥巴马主义”的一次清晰勾勒。但战略收缩不等于“新孤立主义”,更不等于终结美国二战以来的炮舰政策和军事干预,而是优化目标、集中资源服务于他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域外大国插手南海事务,以所谓保护航行自由为名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确立自己的太平洋大国地位,说明奥巴马战略收缩的巧实力就是重新评估中美关系以及随之采取的积极防范。这是美国增加中国崛起的名誉成本和制造地区信任危机的做法,也是中国成为海洋大国过程中“成长的烦恼”。纵容日本政府修宪、加强美日安保和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奥巴马想通过制造摩擦牵制中国,但美、日、澳、新、菲的安全架构没能阻挡中国设立东海防识区和建设南海岛礁。到头来,“和平主义者”奥巴马不仅受到国内鹰派们的严厉批评,在中国这边也没讨好,只能激发包括留学美国、价值观上亲西方的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奥巴马“脱欧入亚”的动作拖泥带水并留下后患。过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祸起于“阿拉伯之春”的难民潮冲击欧洲安全与一体化,加剧了欧盟与美国的离心倾向。事实上,挤压和低估俄罗斯的外交与地缘能量,是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犯下的一大错误。在普京出险招收回克里米亚后,奥巴马联合欧盟施加经济制裁,把莫斯科逐出八国集团,这虽增加了俄罗斯在普京政府领导下崛起的成本,但俄中迅速走近,不仅打通了欧亚大陆战略通道,还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造成反向平衡。

欧洲在能源上严重依赖俄罗斯,即便在美国的压力下,德国等国仍与莫斯科保持互动,甚至反对美国出售进攻性武器给乌克兰。北约更没勇气吸收乌克兰为新成员国。如果未来日本政府真能搁置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进而盘活日俄经济关系,如果越南继续享受俄罗斯的军火和灵活租赁金兰湾,那么俄罗斯无疑将扩大自身活动空间。现在,中俄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捍卫多边主义的模范双边关系,两国必然联手约束美国冷战后一超独霸的任性。

过去八年奥巴马在外交上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收缩,这里或许包含了他本人获得诺奖的情怀,但更多的还是在全球化“他者崛起”背景下,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不得不做的调整。除了把中国崛起视为美国主导的旧秩序的最大天敌,奥巴马的两任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都有制约中等地区强国或集团崛起、增加其改变地区秩序成本的深远考量。欧盟、俄罗斯和沙特等各有自己的地缘生态圈子,这是后冷战时期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的必然逻辑。对继任者而言,奥巴马在外交上虽然能力欠佳,但也提供了某种思路。“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在于靠后指挥、借力打力,减少直接武装干涉,这应成为美国下任政府认真反思的教材。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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